向着预防为主的方向前进

——古代的卫生防疫设施

古代的劳动人民，为了战胜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很注重卫生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周代便有一部专讲卫生知识的书，叫“卫生经”。现在这部书虽失传，散在各种文献里的卫生知识，还是非常丰富的。

现在举几桩比较大的事例来谈：

(一)水的清洁。中国人民很早就知道凿井，认为凡凿井的地方总是水源好、又清洁的地方，所以“井”字的意义基本作清洁的“清”字讲。有部周代的古书叫《易经》，它说：有泥的井水不能吃，这是由于地势太低洼的关系；已经破旧的井里的水，不仅人不能吃，就是雀鸟也不肯去吃的。

为了保持井水的清洁，除选择优良水源而外，在周代就知道烧砖来垒井，当时叫做“井厩”。井修好了，还要经常淘洗，保持清洁。

相传在原始公社时代，虞舜皇帝曾经亲自淘过井。春秋时代每年在冬末春初的时期，或在暮春三月，都要彻底把井清洗一次，重新换上干净的水。汉朝规定每年的夏至节日淘井换水，这淘井工作，当时叫“改水”和“易水”。他们在动员群众做这工作时，便宣传说：“井淘得好，水里没有毒气，吃了不会害温病。”

(二)修建下水道。群众居住的地方，废水排除得不好，影响健康很大，有部古书《秘奥造宅经》说：暗沟里的秽水排除得好，就没有臭气，房屋既干净，人也不会害温疫病。

因而人们很注重下水道的建设，最近在河北易县发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03～222年)用陶制约下水道管。此外，在文献里看到古代用石砌、铜铸、砖结的下水道，古书“三辅黄图”记载，汉代的萧何给皇帝修未央官，宫里修一座石渠阁，这阁下面就用石头修成了较大的下水道，又叫御沟。

《啸亭杂录》里记载明代皇宫里的下水道说：“其中管粗数尺，皆生铜所铸”。在十五世纪中国就有了金属铸造的沟管，这是世界上少有的。砖砌下水道，在中国城市中更普遍了，有部书叫《通雅》说：用砖砌成的地下沟，叫阴沟；地上的叫阳沟。1951年10月苏联专家调查北京的下水道，发现都是用砖砌成的，是明代的建筑物。明代到现在已五、六百年了，经苏联专家仔细看察，研究沟砖的侵蚀程度，证明再使用几十年也没有问题。这说明古代下水道的建筑是极坚固的。

同时，古人时下水道保护得很好，在春秋时代，人民每逢雨季之前，就要清涤下水道，使它畅流无阻。宋代每逢新春，大街小巷的下水道都要检修，把所有污泥全部清扫出来，用船只运到乡村的荒郊去。这些处理方法，都是适当的。

(三)清除粪便。粪便也是传染疾病的根源之一，因而古代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很早以来就有公共厕所，在周代叫“井堰”，在汉代叫“都厕”，而且是有人管理的。在宋朝的都市里已有清除粪便的行业，据《梦梁录》这本书说：杭州城里，人口稠密，街巷小户人家，多半没有坑厕，只用马桶，每天自有出粪的人来收去，这行人一般叫做“倾脚头”，各有主顾，不能争夺。

这和今天各大都市处理粪便的情形很相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军所到之处都明令规定“不得在无耻处润泉”，也就是不准随地大小便的意思。

(四)灰尘的防止和垃圾的扫除。许多传染病多从尘埃中得来，如结核病，沙眼等都是。所以如何防御灰尘和清除垃圾，古人早巳留心到了。汉代有个叫毕岚的人，曾铸造多具“天禄蛤蟆”，也就是人工喷泉，以减少地面的灰尘。后来他又制造了两种较大的洒水工具，一种叫“翻车”，一种叫“渴鸟”。

翻车就是利用机车引水，使水喷到较远的地方去。渴鸟是用曲形的筒子打气，能够把水冲激到较远的地方。这些洒水工具，经常设置在“南北郊路”，路上的灰尘便减轻了许多。

清除垃圾，一向是中国人民的良好习惯，所以远在奴隶社会的甲骨文字里，就有了扫帚的“帚”字。有件值得一提的事，南朝时候(公元420～589)，梁遂安县(浙江金华)的县长刘澄是个有名的医生，作事认真负责，非常廉洁，他很重视环境卫生工作。在他做县长期间，把城内外的街道打扫得非常清洁，路上经常发现不到一根乱草，附城没有—个秽水坑，蚊虫苍蝇很少。在今天看来，刘澄实为一个注重环境卫生的好县长，值得向他学习。

从史书上还可以看到南宋(公元1127～1279)时的临安(杭州)，每大都有扫街上垃圾的人，经常在维持街道清洁，到了一定时期，他可以向各家户取费。

至于三天至五天洗一次澡，早晚漱口刷牙，以及饮食衣服起居的注意等个人卫生，在各今时代的文献中，都有丰富的资料，就不一一叙述了。

古代的人民为什么这样注重卫生呢?可以说这正是“思患而预防之”的预防医学思想在指挥着他们。所以《淮南子》(汉朝刘安著的书)说：预防可以少生病，要想不生病，就要做好预防工作。宋朝邵雍还著一首宣传预防疾病的诗歌说道：

“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反为殃；与其病后能加药，敦若事先便自防!”

他们如何具体做预防工作呢？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一)用药物预防。据《山海经》这部书的记载，防虫(相当子现在的血吸虫病)药有八种，防疫药四种，防五官病的八种，防皮肤外科等病的有八种、防体内脏器病的四种，防兽病的一种。这些药都是在周秦间遗留下来的。

唐代名医孙思邈著的《千金方》书里载有“避温杀鬼丸”“雄黄丸”等药，这种丸药既可以燃烧避秽，又可以佩带在身边，还可以内服，其中的主要药料为雄黄、雌黄、丹砂、白芷、鬼箭等，都是杀虫灭菌的消毒药。古医书里所称的“鬼邪”，多半都是指肉眼看不见，而足以使人害病的病原体而言。

(二)利用节令，进行防疫工作。《荆楚岁时记》这部书说：正月一日，老少大小依次拜贺以后，每人都得吃点屠苏酒。屠苏酒是由大黄，白术、桂心、桔梗、蜀椒、菝葜，乌头等七味药用白酒浸泡而成的：吃了可以辟疫，不致传染温病和伤寒。

《月令广义》这部书又说：五月五日，用朱砂酒避邪解毒还可以涂在额、胸、手足心各处，能避免蛇咬、洒在墙壁门窗上，能避免毒虫。元旦端午这些节日是人民大众最不易忘记的，利用节日进行防疫不但在古代能起很大的作用，即在今日仍有利用的必要。

(三)清灭传染疾病的动物和昆虫。古代人民在扑灭传染疾病的有毒动物上，也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在周代，政府便设有专门扑灭害虫的人员，属于“秋官”部门。负责驱除屋子里墙穴鼠洞中的—切害虫。驱除的方法，有的用热炭火，有的用毒酒。

《诗经》中亦有用抹墙、堵洞，烟熏等方法来消灭老鼠的记载。纪元前564年春秋时，还进行过大规模的捕杀疯狗工作，就是贵族家里的疯狗，亦必须捕杀。汉代武氏祠(在山东嘉祥县，是汉桓帝建和元年，纪元147年建)里，刊有“驱虫图”的石刻，是古人消灭有害动物的生动记录。

由于人类在生活过程中，切身体会到疾病的痛苦和对生产的妨碍，因而产生“防患未然”的预防医学思想，并积极行动起来，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古老的医书《内经》说：在疾病没有发作前，就制止住了，才算是上等医生。这里可以看到祖国医学对于预防工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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