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告诉你,为什么有人不相信科学

来源:大科普网 时间:2014-05-21 热度:382

 (文/Chris Mooney)“人一旦确信了某个观点,就不会轻易动摇。如果你告诉对方,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不搭理你了。如果你把事实和数据罗列出来,对方就会质疑你的信息来源是否可靠。当你诉诸逻辑时,对方就搞不懂你在说什么了。”

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在一篇可以用来论述气候变化否定论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拒不承认,正是如今众多的美国人对于全球变暖现象及其人为所致的事实所持有的态度。但这篇文章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在那时谈气候变化还太早了点,实际上,费斯汀格讲的是心理学中一个著名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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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汀格和几个同事混入了“寻找者”(the Seekers)组织,这是芝加哥地区的一个小型的信徒(Xiéjiào)团体,其成员相信自己在和外星人交流。教徒相信一个叫“萨南达”(Sananda)的外星人,就是耶稣基督转世到另一个星球的肉身。该团体的领袖是热衷于戴尼提(Dianetics)的桃乐茜·马丁(Dorothy Martin),她通过无意识书写将星际信息记录下来。

经马丁之手,外星人告知信徒末日灾难降临地球的准确时间:1954年12月21日。马丁的一部分追随者辞了工作、变卖家产,眼巴巴地盼着当大陆开裂、海水淹没美利坚时,一个飞碟会拯救自己逃离灭顶之灾。教徒甚至不穿文胸、拆掉裤子上的拉链,因为他们觉得金属会对航天器的安全构成威胁。(吐槽:真是在莫名奇妙的地方注意起“科学”!)

预言破灭时,费斯汀格和他的团队与这群狂热分子待在一起。首先,“上面的人”(信徒有时这样称呼外星人)没有现身拯救寻找者。其次,12月21日这一天平安无事。这正是费斯汀格等待良久的时刻:信念体系如今已经被事实瓦解,该教派的忠实信徒会作何反应呢?

一开始,寻找者教徒都在努力找个解释说法。不过很快,合理解释就出现了。他们收到了新信息,说在最后一刻,全人类都逃过了一劫。费斯汀格总结了一下外星人的新声明:“该团体成员彻夜端坐,他们散发了太多正能量,因此上帝最后将地球从彻底摧毁的悲惨命运中拯救出来了。”是寻找者他们坚信预言的强大意愿使世界免于被摧毁!

从那天开始,原本不乐意在报刊上露面、也不愿意布道的寻找者信徒开始传教了。“他们的紧迫感特别强烈。”费斯汀格写道,“他们之前深信不疑的事被彻底证伪了,这却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

寻找者教徒丢了饭碗,被报刊嘲讽,人们还尽量让他们远离思想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尽管马丁的太空教派算是人类自欺欺人事例中比较极端的,但贴近生活的案例可不少。费斯汀格时代结束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大批新发现进一步显示出,人类先入为主的观念如何扭曲了人们的想法,甚至连那些人类自认为最理智、最合逻辑的结论都受到了成见的影响。这种所谓的“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倾向,可以说明为什么对于证据确凿的事情,不同团体的看法却截然相反,比如气候变化、疫苗、死刑、总统的出生地点和信仰问题(没错,不少人怀疑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也有不少人认定奥巴马是穆斯林——译者注)以及此类种种。看来,希望人类能被事实说服是挺不符合事实的。

理性思考回避不了感性因素

动机性推理理论的基础,是现代神经科学的一项关键认识:推理过程中其实充斥着感性因素(也就是研究人员常说的“情感”[affect])。推理和情感不仅仅形影不离,面对身边的人、事、观点时,人类肯定和否定的情绪会比意识思维更快跳出来;情绪产生的时间是毫秒级的,人类无法立刻意识到这些情绪,但它们的产生却被脑电图设备捕捉到。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演化中,人类需要对周遭环境的刺激做出快速反应。这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技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家亚瑟·卢皮亚(Arthur Lupia)这样解释。人类会排斥有威胁的信息,接受友善的信息。人类不仅将攻击或逃避反射(fight-or-flight reflex)用在对天敌的策略中,也用在对信息的反应上。

当人们以为自己在说理时,其实往往是在为自己所相信的观点开脱。

设想有这样一个人,她坚信神创论,最近听闻一则科学发现,说一个新发现的原始人类证实了人类的演化论起源说,这无疑在客观上对她的三观造成了冲击。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政治学家查尔斯·泰伯(Charles Taber)解释说,接下来她的潜意识就会对新信息产生消极反应,这种反应会引导意识头脑中某种记忆和联系的形成。“人们会想起那些与先前相信的观点一致的想法。”泰伯说,“这会让人们组织论证,质疑自己的所见所闻。”

换句话说,当人们认为自己在推理时,可能恰恰是在为自己相信的观点开脱。或者,用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提过的一个类比来解释这事儿也挺恰当:人类认为自己是科学家,但其实都在做律师的那些勾当。人类的“推理”不过就是达成一种预定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打赢自己的“官司”,而推理过程中偏见随处可见。其中的一种被称为“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的偏见,即人们往往更加注意支持自己观念的证据和论证;另有一种偏差称为“不证实偏见”(disconfirmation bias),说的是人们会花过多精力去拼命拆穿或驳倒与自身观念相左的观点或论证。

这里面提到了太多的心理学术语,但放到人际关系问题中,这些心理学机制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我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另一半红杏出墙、不愿相信自己的孩子是个恃强凌弱的校园恶霸,对于那些感情上不甚相关的人,他们不会否认眼前明显的行为,但我会不遗余力地将这些行为做出另一番解释。这并不表示人类不想准确地认识世界,人类当然想了。这也不表示人类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们当然会改变。只不过,除了准确性以外,人类还有其他重要的目的,包括确认一致性和维护自身感受。通常正是这些目的让人们即使面对事实,仍旧极不情愿改变自己的观念。

科学很容易被曲解

现代科学的诞生源于人类铲除这类主观错误的尝试,17世纪伟大的科学方法理论家弗朗西斯·培根将这种主观错误冠以“大脑的谬误”(idols of the mind)的称谓。即便单个研究人员容易深陷在自己的理论中,同行评议和质疑制度等更多个体参与的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保证最佳的结论最终能够脱颖而出。

但是,人类个体对科学给出的结论做出反应,这个过程完全是另一码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研究人员过度纠结于细枝末节并努力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因而人们在阅读科学文献时极易曲解文意。将与其信念相关的科学数据摆在思想家或信众面前,无疑会让他们的动机性推理泛滥,场面就像小孩子进了糖果店而没有大人管束。

毫无疑问,很多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对科学或者技术证据做出反应的方式,就是为自身已有的观念做辩护。1979年的一个经典实验中,支持和反对死刑的被试都看了一段2个虚构科学研究的描述,其中一个研究支持死刑,认为执行死刑对暴力犯罪、尤其是谋杀具有震慑作用,而另一个则反对这样的观点。两组被试也都看了针对2个虚假研究的方法的详细评论,从科研角度来讲,这两项研究的合理性旗鼓相当。但每一组被试都会对结论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研究提出更多批评,而觉得结论与自己观念一致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此后,科学家进行了很多其他的研究,调查人们对平权法案、枪支管制和同性恋形象的准确性等诸多问题的相关证据作何反应,都得到了类似结果。甚至当研究人员明确要求被试抛开成见、客观对待两方面证据时,被试者往往也做不到这一点。

直截了当的说服方式有时会弄巧成拙,在事实面前,对方不仅不会改变想法,甚至可能对自己的错误观点更加坚定。

人们并不是以曲解或选择性阅读科学文献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现有观念这么简单。根据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卡汉(Dan Kahan)及其同事的研究,人们对道德、社会秩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能用来有效预测人们会认为谁才是正统的科学专家,并由此预测人们对争议性议题中的“科学共识”态度如何。

卡汉进行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基于被试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将他们归为“个人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以及“阶级主义者”或“平等主义者”(这种分类方式多少有点过于简单,可以近似将阶级个人主义者等同于保守的共和党人,将平等社群主义者等同于自由派民主党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不同实验组的被试帮好朋友判断气候变化、封存核废料、隐秘携带枪支法律(Concealed Carry,指以隐蔽的方式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或其他武器,随身携带或者置于附近,比如背包或轿车里皆可)相关的风险。“这位朋友会告诉被试,他/她计划读一本与此相关的书籍,但想知道被试是否觉得作者是知识渊博、值得信赖的专家。”之后,研究人员会给被试一份编造出来的专家简历,该专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某所一流大学中获得了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如今在另一所精英高校任教。”接着,研究者会给被试看一段“专家”的书摘,其中,对该问题当前风险的描述或高或低、或有理有据,或只是推测性质。

实验结果非常明显,以全球变暖问题为例,当该专家的立场是全球变暖千真万确且是人为造成的时候,只有23%的阶级个人主义者认为作者是“值得信赖的知识渊博的专家”。但认可该科学家的专业见解的平等社群主义者则多达88%。将问题换成核废料是否可以安全地贮藏在地下,或者允许人们携带枪支是否能阻止犯罪时,研究人员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种效应有时也会改变。在另一项研究中,阶级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会赞成强制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疗的法律,而个人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则反对该法律。)

换言之,人们不相信科学资料的正确性,是因为其结论违背了自己深信不疑的观点,进而也就不相信上述几种情况下的相关风险。对于阶级个人主义者而言,他很难相信自己标榜的东西(商业、工业、人们持有枪支保护家人安全的自由)可能导致危害社会的后果。反之,宣扬平等主义的社群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自由市场有害、父权家庭会教坏孩子、人们管不住手中的枪。

研究中的被试并不“反科学”,至少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反科学。只不过,“科学”是合他们心意的观点。“人们面临灾祸了,这是一种糟糕的状况,不同的公民相信不同的文化认证系统,他们各持己见。”卡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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