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虞喜

来源: 时间:2016-08-06 热度:113

  虞喜于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出生于刚刚亡国的孙吴官宦世家。父亲虞察,是孙吴的征虏将军。族曾祖虞翻,是吴国的名士,训注《易》、《老子》、《论语》、《国语》。族祖虞耸,在吴国曾任越骑校尉、河间太守,入晋以后,为河间相,著有《穹大论》。胞弟虞预,在东晋成帝(公元326--342年在位)、康帝(公元343--344年在位)、穆帝(公元345--361年在位)时曾任著作郎、散骑常待等官,进爵平康县侯,好经史,著有《晋书》、《会稽典录》等。 

 
 
   虞喜博学好古,少年老成,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望,受到人们的赞扬。西晋帝(公元307─313年在位)诏他出任官职,他坚辞。东晋元帝(公元317--323年在位)时,诸葛恢任会稽太守,强迫虞喜充任他手下的功曹,对他刺激很大,下决心以后终生不仕。东晋明帝(公元323--326年在位)和成帝都多次诏他做官,都被一一拒绝。成帝时,内使何充曾称赞虞喜“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成帝则下诏嘉奖他“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可见虞喜安贫乐道,一生惟做学问而已。 
 
 
   虞喜不愿做官,便在家中做学问,他“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主要还是偏重于对经典著作的阐释和训注,但他从古代史志书中,发现汉代最初沿用古历,以冬至起于牵牛初度,太初历制定时根据实测,以牵牛西斗宿中央附近的建星为冬至点,刘款对冬至点西遇的现象甚为疑,最后犹豫其辞,认为“冬至进退牛前四度五分”,贾逵才明白他说冬至在斗。不过,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对于冬至点移动的记录都存而不论,没有把“周天”(恒星年)和“周岁”(回归年)区分开来。 
 
 
   事实上,由于月球、太阳和行星的引力影响,使赤道部分比较突出的椭形地球的自转轴绕黄作缓慢的移动,相应的春分点治黄道以每年50.24分速度西退,差不多71年西移1度,大约26000年移动一周。虞喜当时虽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上述道理,但是他从古代冬至点位置的实测数据发生西退现象的分析中,得出了太阳一周天并非冬至一周岁的结论,即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冬至一周岁要比太阳一周天差一小段,虞喜将之命名为“岁差”,这就发现了回归年同恒星年的区别。更进一步,虞喜根据《尧典》记载“冬至日短星昴”,而当时实测冬至点在“东壁中”,即壁宿九度。从昴宿经胃宿十四度、娄宿十二度、奎宿十六度,至壁宿九度,合计退行五十多度,虞喜估计唐尧时代相距“二千七百余年”,由此可求得岁差值为约“五十年退一度”。此前的中国天文学家认为,太阳从去年冬至到今年冬至环行天空一周永相吻合(那时尚不知地球绕太阳环行)。这一发现对以后天文学颇有影响,南朝宋大明六年(462)祖冲之制《大明历》开创中国天文学史新纪元,即应用“岁差”因素。 
 
 
   岁差的发现,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虞喜发现岁差,虽然比古希腊的依巴谷晚,但却比依巴谷每百年差一度的数值精确。而且自南北朝祖冲之将岁差引进《大明历》后,隋刘悼《皇历》、宋杨忠辅《统天历》和元郭守敬《授时历》的岁差值日趋精确。而当时的欧洲,制历家们还在墨守成规地沿用百年差一度的差数据。两相比较,相形见绌。 
 
 
   虞喜对宇宙理论也颇有研究。他对汉代以来的盖天说、张衡的浑天说、郗萌的宣夜说三家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盖天说“天象盖笠,地法复盘”(大意:天像个斗笠,地像反盖的盘子)太粗疏;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大意:整个宇宙就像个鸡蛋,大地就像是蛋中的黄。天大地小,天的表面和内部都有水,天和地的关系就像蛋壳和蛋黄一样。天和地都是由气组成的,且都是飘浮在水上。)虽比盖天说先进,但仍非至善;于是在成帝咸康中(约公元340年)乃著《安天论》。 
 
 
 
   虞喜说:“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耀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大意: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却也相对安定;天和地无方圆木同之理;所有天体都有自己的运动周期,以自己的轨道运行,并不是附着在一个固定的球壳上。)《晋书·天文志》称:“虞喜因‘宣夜’之说作《安天论》。”的确,虞喜的《安天论》既否定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又批判了天球具有固体壳层的浑天说。他信仰主张宇宙无限的宣夜说,并予以继承和发展,这在天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博士,这就样评价过“宣夜说”:“这是宇宙观的开明进步,同希腊的任何说法相比,都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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