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葛剑雄:中国教育改革巨大压力来自社会

作为一个关注社会潮流的人文主义者,葛·不仅经常评论时事,而且覆盖包括南极洲在内的七大洲。

这位来自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教授经常出差,“他的家人已经习惯了”并且“四处旅行”不用手机。目前,他已经带了七名博士生,即使他在国外,他也通过电子邮件指导他们的论文。“我会给他们建议或者和他们谈谈方向。如有必要,我们也将会面。”

2013年12月4日至18日,教授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就三中全会后各级教育改革谈自己的看法。这位68岁的学者曾在谭企祥求学。和往常一样,他说得很快,并且精确控制了一个半小时的采访。

被称为“葛枪”的他私下很和善,但他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发言有时也很残酷。2013年夏初,他自愿辞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为期六年多。

“没有必要取消非义务教育重点学校”

《21世纪》:您对本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关于教育改革的规定有何看法?例如,使用了“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和“重点学校无重点班”等关键词。

葛:我对这个时期的理解主要是指义务教育阶段。非义务教育的阶段应该是有区别的,非义务教育是客观形成的,是不可改变的。在义务教育方面,我也正式向教育部提出,并于去年获全国政协颁发优秀建议书。我当时的要求是,国家公布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这样全国人民就会知道,如果达不到标准,就需要问责。这一标准在开始时可能因地而异,但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是一样的,这样我们的父母最关心的“在起跑线上不失败”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义务教育是均衡的,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无论是城乡地区、民族地区、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地区,每个儿童都应该公平地享受义务教育,体现教育公平。

不实行义务教育,就不可能同时做到公正和公平。不同地方之间的差异应该由社会来解决。中国不可能在全国各地建立同等水平的大学,但在全国各地,甚至在边远地区,建立符合基本国家标准的义务教育学校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次我看到这篇文章写在公告上。我很高兴,觉得中央政府确实很重视。

“重点学校无重点班”主要是针对义务教育的,是可以实现的。至于大学阶段还是非义务教育阶段,是有区别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上这些学校。

《21世纪》:中国不乏“超级高中”。例如,河北的衡水中学几乎集中了来自河北和邻近省份的尖子生。

葛:澄清一下概念,衡水中学是一所非义务教育学校。它主要是一所高中。我认为目前不可能完成非义务教育阶段。退一步说,未来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将只有30%到40%。减少这种恶性竞争的方法不是禁止这些学校或禁止它们办学。如果这个社会给我们每个年轻人一个合适的出路,那么这个社会自然会分裂。

所有的孩子都去美国的常青藤大学吗?不。一些孩子在接受义务教育后准备工作。只有少数人认为他们很优秀,他们的家庭能负担得起他们或者申请高奖学金,才会选择常春藤联盟大学。其他人认为在美国学习很好,学费基本上是免费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真正教育改革的巨大压力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来自社会。为什么现在从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甚至幼儿园都有竞争?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如何确保大多数人和每个年轻人在未来都有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和平等的社会地位。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只想送我们的孩子上大学。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上大学。

问题不在于“一次测试决定一生”

《21世纪》: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学生考试的多种选择”和“从根本上解决终身一考的弊端”。你同意吗?

葛::根本问题不在于“一次考试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而在于许多社会问题只有改革招生制度才能解决。如果对每个人来说进入大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目前的基本制度是合适的,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21世纪》:你是说高考制度仍然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吗?

葛::是的。现在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考试和招生方法上。这太荒谬了!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这个公式是必要的或关键的。如果我们将来把一级教育分开,义务教育结束后,有些人会选择工作,有些人会继续上大学,当他们上大学时,每个人都会做出一个好的选择。这样,考试和招生将是一种简单而有目的的手段。所谓“一次测试决定一生”,谁给你“一次测试决定一生”?如果你进不了大学,你会安于现状吗?这个公式本身有一个非常荒谬的前提,它针对的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参加多项考试可以吗?我能要求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吗?没有。

现在是一个复杂的协调系统;这并不是说现行的招生制度有什么大问题。目前的招生制度基本适应,没有重大变化。未来的变革方向应该是学校自己办学。应该允许学校采取不同的方法给予学校一定程度的自主权。除了国家需要保护的护理对象之外,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应该放开。

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主要方面,国家原来的方法基本上是合适的。如果全国采用统一的试卷,它应该允许全国各地的一些补充。为了保护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权,国家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我想明确的一点是,义务教育必须由国家保障,但国家没有责任保证进入大学。既然大学不是强制性的,你有条件,就像一些国家可以保证大学是免费的一样,我们不应该提出一些超越当前社会可能性的要求。

不同的地方有高考的标准和程序。

《21世纪》:各地高考领域都发生了占海事件。她认为异地高考在教育和社会上是公平的,而一些上海籍的激烈反对者称她为“蚂蚱”。你怎么想呢?

葛:上海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家保障;上海的非义务教育经费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但大部分是地方财政。当然,地方财政的公平性首先必须保证纳税人,而且我们已经制定了准入标准,比如纳税和居住期限(其中一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最早考虑异地高考只是为了解决高考中的一些困难家庭。现在有人建议,所谓的异地高考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报考。如何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从未说过会这样做。有些人故意扩大一些问题来激起地区间的不满是不合适的。教育公平的基础是社会公平。没有社会公平,教育就不可能完全公平,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差异。

《21世纪》:地方财政纳税人也包括外籍人员。例如,他在上海工作,他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可能会移交给上海。即使他是一名农民工,他实际上在上海消费,他的工资也要缴税。

葛:现在上海实行积分制。当积分达到某一水平时,他同样享受它。中央的讲话现在也清楚了。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需要被控制。不是所有的都是开放的。开放是一个过程。

纳税人当然包括外国纳税人。目前,上海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来自其他地方。开放是一个过程。现在,居住证制度得到了推广。他有资格并且和当地人有相同的观点。国家的社会保障和教育应由中央政府保障,并为所有公民所享有。当然,地方财政存在差异。改革开放是调动地方积极性。所有主要移入的区域都有访问条件。只有教育资源丰富且主要迁出的地区是无条件的。否则,只要每个人都有钱来,那就是不公平的。

《21世纪》:你认为现阶段在不同地方无条件开放高考不公平吗?

葛:我向教育部提了一个建议:第一,完全由中央政府资助的学校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开放招生,不管他们是不是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资助的学校,地方政府当然有权根据其要求制定(招生计划)。它只在可能的时候照顾外面的世界。中央政府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划分真正的权力。例如,我们现在有国家税收和地方税收,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我还向教育部建议,在目前国家财政改善的情况下,应该取消地方合作建设,上海可以充分利用这笔钱来办学,以满足当地的需要。例如,在美国的一些州,这个州的孩子享受免费的学费,但是在其他州却没有。它规定你在这个州不是纳税人,你的孩子可以学习,但是学费必须支付。这个州的儿童享受自由或象征性的性。平等的前提是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

现在有一件事是错的:如果没有户口,他甚至享受不到中央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情况不应该如此。但是这个上海做到了。在上海的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外国人都可以上学,并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包括詹海特。她在上海的初中没有任何影响力,但在高中,对不起,这不是中央政府保证的。这很对。我曾经批评国务院要求各地制定异地高考办法。中央政府应该协调制定不同地方的高考政策。(原标题:问题不在学校,而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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