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离职,学校起诉索赔51万!“分手”症结在哪?

在过去的两天里,山西一所大学的一名女医生因离职被该校索赔51万元的消息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忻州师范大学的女教师贾谋毕业后拿到了有偿博士学位,并与学校签订了协议,返回学校继续教学。一年后,她因对工作环境不满而辞职,但被拒绝了。

劳动仲裁机构责令学校终止与贾的劳动关系,为其办理人事调动手续后,学校将贾告上法庭,要求赔偿51万元。

事情一发生,争论就继续了。有人认为贾“忘恩负义”,违背了合同精神。一些人还说,如果当地的学院和大学持有合同卡,它们就不能留住真正的人才。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褚赵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上述事件真实反映了地方高校人才的困境,其根源在于高校之间的资源失衡。

“几乎所有类型的项目都落到了更好的学校,当地的学院和大学没有机会得到这些项目。如果当地大学的教师想要寻求个人发展,他们注定要离开。因此,地方院校很难留住人才。”楚赵辉说道。

争议:赔偿51万还是8万?

贾2008年硕士毕业后在忻州师范大学工作。从2015年到2018年,学校通常会支付基本工资,包括一年的全日制学习。同时,学校给了他总计5万元的生活补助,并报销了他34612元的各种费用。

贾博士2018年毕业后,贾某与学校签订协议,同意在提出转学申请前在学校工作5年(2018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如提前转学,上述费用将退还给学校,并根据服务年限按每年5万元的比例给予补偿。

2019年9月25日,贾向学校提交辞呈,学校拒绝。

同年10月23日,贾向忻州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解除与学校的劳动关系。

2020年3月25日,仲裁委员会裁定忻州师范学院在裁决生效后30天内终止与贾的劳动关系,并为其办理人事关系转移手续。

忻州师范学院不服,于4月8日将贾告上法庭,要求法院责令该校“不得为被告办理劳动人事关系转移手续”,并要求贾赔偿各种费用共计510,504元。

但贾认为,她只需要赔偿学校为她支付的8万元学费。

争论由此而起。

对此,北京工业大学语法系教授孙玉蓉认为,忻州师范学院与贾某签订的协议与《劳动合同法》第22条相抵触,即劳动者违反服务期协议的,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金额不得超过雇主提供的培训费用。雇主要求雇员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剩余部分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孙玉蓉表示,违约金的计算仍取决于合同协议,“如果合同协议明显不合理或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冲突,可以将其排除在外”

“不满意工作环境”与“视医生为宝贝”

据报道,贾某之所以在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提出离开,是因为学校对她有所不同,她申请的项目被无故取消,也没有得到学校的任何解释。"我不想呆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

另一方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学校说,“如果我们渴望人才,我们绝对不可能采取冷漠的态度。”忻州师范大学一直把医生视为珍宝和宠儿,想尽一切办法介绍他。"

事实上,这种冲突在国内“四所非中文”大学中并不少见。

例如,2006年,与安徽省一所大学签订了博士培养合同的裴某,在毕业后的5年时间里没有如期返回学校任教。结果,该大学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最终裁定裴违反合同,向安徽一所大学支付了总计103,400元的违约金、工资、培训费和住宿费。

科学网的支持者认为在他的博客中也说贾的遭遇并不是一个特例。他的几个朋友在离任期间也和学校发生了纠纷。当然,它以对学校的补偿而告终。

80%的资金给了20%的学院和大学。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楚赵辉说,地方高校投资培训教师的动机在于政府对地方高校的管理和评价。“如果地方院校想增加学位名额,就必须保证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数量。”

但是,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楚赵辉认为,这些事件反映了地方高校人才的困境,而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不同高校之间的资源失衡。

“几乎所有类型的项目都落到了更好的学校,当地的学院和大学没有机会得到这些项目。如果当地大学的教师想要寻求个人发展,他们注定要离开。因此,地方院校很难留住人才。”楚赵辉说道。

以2019年为例,全国3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地方高校专项经费累计73.47亿元。70多亿元的分母是2000多所地方高校。

同样在2019年,在教育部75所直属高校公布的2019年财政预算中,清华大学以297.21亿元的预算遥遥领先,而共有8所高校的预算超过100亿元。

一所学校的科研预算超过200亿元,相比之下,2000多所学校的科研预算超过70亿元。

“目前,中国的大学根据‘28法’获得财政支持,即20%的资金支持80%的大学,80%的资金分配给20%的大学。财政支持的倾斜导致了马太效应。”楚赵辉认为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因此,楚赵辉一再强调,不仅要关注个人,而且要关注贾事件,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目前正在热烈讨论。

“教师这样做会使人产生误解,会忽视合同,把责任归咎于个人。事实上,这与国家对大学的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将整个系统问题归咎于教师是不全面的。”楚赵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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