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挖掘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著名学者唐最近去世了。本报特别邀请唐先生的前同事、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主任赵敦华写一篇文章,回顾他们的交往。

唐·:挖掘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唐·易捷与晚年最重视的《儒林外史》。

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据同事们介绍,唐先生不仅学术观点敏锐,而且学术思想新颖,学术思想丰富,是许多中青年人所不能企及的。

1988年我去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唐先生不常来这个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1年的一次校外座谈会上。唐先生说,在中国哲学中,身体和使用没有区别,什么样的身体有什么用;然而,在现代,身体与身体是分开的,身体与不同于其本性的用途相连,无论身体是在西方还是在西方使用,就像牛、马和牛一样。尖锐的观点和尖锐的批评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阅读唐先生的书。据同行介绍,唐先生不仅学术观点鲜明,而且学术思想新颖,有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跟不上他。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20世纪80年代,唐先生带领系里的几位年轻教师组织了中国文化学院。学院讲师是一群学术大师,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学生。文化热最早出现在中国完全废弃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文化学院的活动主要是举办小型讲座,邀请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到颜元讲学中国思想。学院不时庆祝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的生日。唐先生非常重视"米生日"。我记得文化学院为季羡林先生举办的“水稻生日”特别隆重,书籍、竖琴、诗歌和绘画的展示特别优雅。在生日聚会结束时,唐先生总是说我们准备为老人做“茶寿”。令人惊讶的是,唐先生本人在“大米生日”前夕离开了我们。那岂不是很可悲!

2001年以后,我和唐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我会陪他的学生朋友去参观唐先生在朗润园公寓二楼的家。在一个小书房里,我坐在一个四壁书架下。勒·戴云先生因为腰不好,每次都坐在矮凳上。唐先生和夫人的话题要么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学术规划,要么是国内外新的学术书籍,要么是他们对学术热点问题的看法,要么是他们对在座各位的鼓励。简而言之,它离不开学术界,比如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给我带来了多么激动人心。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唐先生编纂《儒林外史》的思想和他的《儒林外史》研究计划,并讨论了《儒林外史》与《四库全书》的区别。唐先生给了我很多启发。也正是在这里,我收到了唐先生的精神财富,如郭象与魏晋玄学、儒家、道家与内在超越、基督教与中国英语文化。

患有癌症,心脏是学术性的。

唐先生的学问是时有变化的,他从古到今的探索是时有变化的。保持不变的是他的爱国情怀。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跨境往来越多越好。更新了很长时间的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来源。

唐先生在得知癌症后,看到我们的时候,仍然是那样的平静和安详,他的哲学思想仍然是那样的活跃。我对他的声音、外貌、微笑和真诚的心有一系列的记忆。今年寒假,他得知我正在牵头申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并邀请杜维明先生和王波主任与我一起研究探讨如何研究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那天早上,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汤先生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儒学研究所确定了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儒学史、儒释道关系、中国经学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前三个方向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最后一个方向相当出乎一些人的意料。杜维明先生也认为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关键。我报告了申请这个项目的基本想法。唐先生并没有具体谈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重要性,只是淡淡地谈了一件事:胡启立和北京大学的老熟人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的革命经验。他说,我们年轻时为什么要革命,因为我们爱国,国民党太腐败,我们有救国的热情。我第一次听唐先生谈政治,但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唐先生总是很重视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一切都是简简单单的。

去年12月23日,唐在新书《展望新轴心时代》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从小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种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进入新世纪后,我从中西哲学的比较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前提。我马上就要87岁了。我生命中最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时光已经过去,被浪费了。我希望这种问题不会再次发生。让每个人自由思考,让每个人自由讨论,让每个人自由发挥自己的潜力,让每个人都有广阔的视野去关注中国和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未来有真正的希望。会上,每个人都很兴奋。老朋友们说了很多,没有时间说话。我递给唐先生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唐先生的学问变了很多,从古到今的探索也变了很多,爱国之情始终如一。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跨境往来越多越好。更新了很长时间的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来源。

唐先生在今年6月19日举行的《唐文集》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近一个小时。我们都知道他病了,处于慢性病状态,但他不能停止。他一字一句地讲述了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他不是在回顾和总结自己的个人想法,而是在走向未来。他说,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中国文化。我不仅认识到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也认识到不同民族的价值,重新点燃未来的火焰,挖掘不同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是唐先生的精神意志。在听了一次对他弟子的拜访后,他说这个演讲伤害了他的活力,他花了几天时间才恢复过来。我们必须把唐先生用他的全部力量所表达的精神意志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用思想启蒙驱散愚昧的独裁

唐先生对思想和讨论自由的追求与冯友兰先生的批判性反思是一致的。

因为孔藏办公室提前打电话来说,唐先生想请你发言。为了在会上讨论和阅读第一卷,本卷证实了唐先生“从小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由此我体会到了思考的深度和力度。唐先生在五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统治阶级的“积极分子”和“消极分子”与中国古代的“道统”、“同治”是否相同。唐先生当时的解释现在已经不是过时的了。这两者有不同的背景,无法比较。冯友兰先生在《中国新哲学史》第七卷中,以儒家传统中的“君”与“师”的关系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原始儒学有“重民轻君”和“不从道而从君”的传统。明代儒学发展了“治国”和“治国”的思想。王夫之说得很清楚:皇帝的统治也意味着统治国家。圣人的教导也被称为“道统”。康熙在兴时曾说:“道治于此,智治于此”。他以“君师合一”的高度统一粉碎了中国启蒙思想的萌芽。唐先生对思想和讨论自由的追求与冯先生的批判性反思是一致的。

由于发言时间的限制,有些话还没有说,现在将继续。冯先生与唐先生的讨论涉及中马哲学比较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儒家对君主意识形态的反抗是在不同的语境和条件下表达的,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马克思主义被用作运用中国思想传统的公式。然而,从哲学思维的彻底性来看,他们的批判具有以意识形态启蒙来消解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共同目的,这是我们今天关注中国和世界的思想资源。受这一思想的启发,我在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初步梳理出了从明末清初思想家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400年来中国启蒙运动不断发展的线索。

“道统”与“同治”的关系也适用于思想界。一般来说,学者善于管理知识,而思想家是维护和发扬思想传统的领导者。我之所以称唐先生为中国哲学界的思想领袖,就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唐先生离开了我们!在唐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正沿着学术的道路,积极地走进新的生活!!唐先生的精神是不朽的!!!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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