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北大出现“社会活动家”与“二道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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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文主义者钱理群是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专家。1939年1月30日出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高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主编。他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鲁迅、周作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深刻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精神的审视,赢得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和尊重。

钱理群说,我曾在2003年的文章中引用过尧尧对某些类型知识分子的两种概括。在这次燕京学校事件中,我再次想起了尧尧先生的两个经典概括。尧尧先生在80年代告诉我,现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的学术界有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类知识分子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他们要么一点知识都没有,只知道公共关系,要么有一些知识。起初,他们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他们尽最大努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推销自己的东西,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回报。一旦他们有了权力,便会充分利用现有的竞争机制,尽力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组成小集团,排斥异见人士,压制那些天资比自己高的同事,尤其是比自己高的青年人。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学习的大师。这种学术新贵正与时俱进。

北京大学燕京学校的风暴似乎正在消退。然而,这场辩论中暴露出来的矛盾,特别是一些更为关键的问题和更为危险的趋势,也可能被公众舆论所掩盖。8月6日上午,来自北京高校的一些人文学者聚集在东城的一家咖啡馆,讨论燕京学苑外的一些问题。大学文科,尤其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未来发展,以及面临的困难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演讲的主要内容摘自这篇文章。

“中国研究”是核心问题。

自从我2002年退休以来,已经12年了。我和北京大学基本上没有关系,但我仍然关心北京大学的发展趋势。这次我一直在看燕京学校,越看越焦虑。我已经仔细收集了所有的材料,并把它们准备成学校历史的一页,并记录下来。换句话说,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一个人不打算直接干预。但这一次,三重会议的邀请迫使我,或者给了我一个机会,公开表达我的担忧和想法。

我认为燕京学社的关键不在于选址,而在于“国学”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和使命。如果这只是留学生教育的改革,我们就不必讨论了。然而,问题是学校不这么认为。它非常庄严地宣布,“创建中国研究是学校最近创新的一个重大事件,反映了对新的办学模式的探索”。那么我们要问:这种“办学模式”的“创新”是否应该延伸到整个北京大学,至少是所有的文科系?北京大学的文科是否有必要进行“国学”改革?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北京大学文科发展、北京大学教育乃至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相关的方向性问题。

这让我想起了2003年5月北京大学启动的“北京大学教师任用和晋升制度改革计划”。它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并引发了“北京大学向何处去,中国大学教育向何处去”的大讨论。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的长文,并和中文系的高元东老师一起编了一本同名的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我昨天准备发言时,我又看了一遍那一年的文章,觉得2003年提出的许多问题今天可能仍然存在,并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当时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也可以看作是对北京大学围绕燕京学社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的一次讲话。

也就是说,2003年与北京大学2014年的两次所谓“教育改革实验”有着内在的联系,许多问题都是一脉相承的。

我2003年文章的中心意思是,也许因为北京大学曾经是中国人眼中的精神堡垒和圣地,所以总有人想改造北京大学。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当时,北京大学的学校管理部门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面向社会,适应市场”的北京大学办学方针和改革指导思想。当时,还有另一种说法:“大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使命是为国家决策做出贡献。”因此,在我看来,2003年的北京大学面临着“用资本的逻辑和力量彻底摧毁最后一座精神堡垒”的危险。在未来,事实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是经济方法,另一种是官方标准和行政标准的制度化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刚才老师们提到的。

但现在它必须走得更远:要改革这门学科,它必须进入这门学科,而这个问题甚至更严重。因此,我认为“中国研究”的概念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质疑和讨论。根据北京大学的解释,“中国研究”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符合国家战略的需要”,二是“国际化”。有很多关于“国际化”的讨论。事实上,我认为“国家战略”的问题不应该被忽视。两者都可以被质疑和讨论。

首先,“国家战略”是提出“中国研究”的主要依据和重要背景。学校宣布:“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繁荣和文化的不断繁荣,“中国热”正在世界各国迅速兴起。北京大学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战略需要,启动了“燕京学社计划”。因此,还有另一种解释:“中国研究在展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的同时,也为外国人了解、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我们不仅会收获大量“中国手”,还会看到中国软实力的迅速崛起。简言之,提出“中国研究”就是服务于“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国家战略。

这就明确了“中国研究”的背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但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文化第二大国的地位,从而引发了文化焦虑感。

一个真正创造性的新学术思想必须建立在既定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对现有文化知识体系的不断反思、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大学文科应该与当前的社会形势保持一定的张力。教育独立和学术思想自由正是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北京大学传统的核心。这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最深刻的一课:作为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的学生,我们难忘的痛苦记忆是,那个时代的学校教育和学术研究,一个接一个地摇旗呐喊“三面红旗”,带头搞“文化大革命”,不仅破坏了学术界,也耽误了几代人的青春。

事实上,在五六十年代,当文科教育被提出为无产阶级服务时,它提倡一种方法和一种学风,即“讨论历史的生成”。先定位,先概念,先结论,然后用材料来解释和证明。这种“讨论代史”的“学术”几乎把北京大学的文科推迟了20到30年。在我看来,“中国研究”提出的话题都很大,没有价值。结论在前。此外,他们如此渴望快速成功和立竿见影的好处。他们强调实用性,要求速度快,超过速度限制。他们以大跃进的方式组织他们的学习。他们生产的只是学术垃圾。让我们看看这些年来我们熟悉的中国期刊和学术杂志。虽然其中有一些严肃的研究著作,但其中有大量是东抄西抄的空洞理论、宏大理论和粗放理论的拼凑作品。不难想象,这种以当代历史理论为基础、急功近利的中国研究,会如何败坏中国文科的学风,给下一代带来灾难。因此,我认为“国学”倡导学习为国家服务的战略,这不仅关系到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一个学术问题和学风问题。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不仅北京大学的批判传统会丧失,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也会受到严重损害,难以弥补。

“中国研究”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习。它不仅关系到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一个学术问题和学风问题。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让我们讨论一下“国际化”的目标。这一目标早在2003年就已提出,当时被称为“与国际学术标准接轨”。我在文章中指出,这是为了“中国学习的西方化和美国化”。当时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采用英语教学是学校制度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实现国际化和现代化管理的必要条件”。我也在文章中表达了我的担忧:“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削弱了母语教育,那就是一场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机。”

当然,2014年国际化的复兴也有了新的背景,那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从表面上看,今天中国研究的提出和对中国“主体性”的强调似乎是对上述美国化倾向的一种纠正,该学派也进行了自己的论证。但事实上,这背后有两个问题:一是许多朋友指出,这仍然意味着一种焦虑,害怕别人不承认自己。为了让西方肯定,有必要用西方的眼光来改造中国的学术,而中国在本质上仍然是“西方的中心”。

其次,我想补充一点: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也很复杂。除了西方中间派希望证明西方对中国的优越性之外,还有另一种思维方式,尤其是西方左派,他们出于对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的不满,将中国理想化和乌托邦化。这种“主体性”仍然基于西方的“中国想象”,本质上仍然是“西方中心”。很难说这是真正的主观性。这很好地说明了2014年提出的“中国研究”的内在矛盾和本质:虽然它打着中国自信和中国主体性的旗号,但它对西方有一种隐秘的爱,至少它无法摆脱西方的主体性。

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是在2003年之前提出的,但在2003年的改革中,它被作为一个中心口号提出来。当时,我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世界级的大学?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们要瞄准世界级?你为什么提出具体的时间目标?”据说2014年的具体时间是2018年。然后,我想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谁想要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不能等待?”这是我们学者想要的吗?你是北京大学的老师还是学生?那么,“他们想用什么方法和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呢?这能实现吗?”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大学做什么?”

创建世界级大学背后的理念是一种追赶模式。我们落后了。我们必须赶上发达国家,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这种追赶模式有一个问题。在我看来,经济是先进和落后的,教育也不是完全没有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例如,你的教育发展规模和接受教育的人口比例是多少?这些是可比的。但从根本上说,前进和后退是非常困难的。你能说西方教育先进,中国教育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吗?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文化和教育之间有一个民族问题: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教育之间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所谓的从落后到进步的单向追赶。这只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吸收和相互吸收的问题。正是在这种独立发展、相互吸收和交流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和教育为世界文化和教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应该受到质疑。也许“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更科学、更实用。如果你预设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标准,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只能是一个美国标准。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我上大学时,北京大学以莫斯科大学为标准,因为当时苏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北京大学瞄准了哈佛大学。如果某个国家的大学(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成为目标并效仿,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教育的独立性、民族性和创造性。这也将导致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成为一个硬件问题。规模越大,越豪华,它就越“世界级”。最后,这将成为一个投资问题:你想创建一所世界级的大学吗?拿钱!事实上,事情就是这样。这一次,燕京学社背后也有一个投资问题。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建筑无主人”的结局。

当然,2014年再次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新的内涵。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经济实力雄厚,我们的“雄心”更大:北京大学建立世界级大学的目标是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影响甚至引领世界方面的作用。这是燕京学社“立足中国,影响世界”办学宗旨和“培养了解中国,贡献世界的领袖”的基础。

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我们把北京大学变成一流大学,它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外国学生在这里学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魅力自然会影响他们,就像我们会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样。这是正常文化教育交流中的正常现象。绝对没有必要以主动引领世界潮流为目标。我们应该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如果某个国家的大学(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成为目标并效仿,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教育的独立性、民族性和创造性。这也将导致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成为一个硬件问题。规模越大,越豪华,它就越“世界级”。最后,这将成为一个投资问题:你想创建一所世界级的大学吗?拿钱!

“社会活动家”和“第二经销商”

在这里,我还想谈谈一个智力问题。在我2003年的文章中,我曾经引用过尧尧先生对某些类型知识分子的两种概括。在这次燕京学校事件中,我再次想起了尧尧先生的两个经典概括。尧尧先生在80年代告诉我,现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的学术界有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类知识分子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他们要么一点知识都没有,只知道公共关系,要么有一些知识。起初,他们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他们尽最大努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推销自己的东西,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回报。一旦他们有了权力,便会充分利用现有的竞争机制,尽力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组成小集团,排斥异见人士,压制那些天资比自己高的同事,尤其是比自己高的青年人。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学习的大师。这种学术新贵正与时俱进。

尧尧称之为“二级经销商”的另一种类型是向中国人出售西方商品,向西方外国人出售中国商品。王先生说他们销售的是劣质产品,知识很少。这就是当年鲁迅所说的“西在”。他们“在中国和外国之间迁移,在主要的奴隶国家之间往来”。他们“懂外语,与外国人关系密切,所以他们比中国人高”。然而,他也是一个皇帝,有着古老的文化,对中国和清朝有着深刻的了解,并且战胜了外国的恶魔。因此,他也优于那些比中国人更强大的人,因此也优于那些仍在外国人统治下的中国人。”简而言之,他对自己感觉非常好。这种喜在自然得到外国人的支持;然而,鲁迅提醒我们,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这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是真的:今天的习仔总是谈论“中国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对这两类知识分子进行了总结,但他们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处于形成过程中,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启蒙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统治了北京大学,而学术知识分子在90年代后统治了北京大学。当然,这两类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弱点,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底线,精神底线,道德底线和学术底线。有了这两类知识分子作为北大的主角,北大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然而,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将对北京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将来,北京大学中那些高雅和高智商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的教授们培养出一批高雅和高智商的自我中心主义学生,那么北京大学将真正堕落。开始时,我主要在这里谈了我对北京大学的担忧。

如果将来,北京大学中那些高雅和高智商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的教授们培养出一批高雅和高智商的自我中心主义学生,那么北京大学将真正堕落。

人文学者面临新挑战

最后,我想再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与燕京学校无关,但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如何做大学文科”密切相关。这也是近年来我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多年来我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也没有机会谈论这个问题。今天,让我们借此机会谈谈我的焦虑。说白了,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和中国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文科研究,都面临着全新的要求和重大的挑战。

多年来,我一直冷静而紧张地观察着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世界病了。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现存的社会制度,所有当前的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欧洲模式,还是日本模式,以及所有已确立的文明形式,美国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都出了问题。

因此,我们不能再坚持原来的。另一方面,危机并没有结束。尽管存在危机,所有现存的系统、模式和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并包含了一些人类文明积累的成就。它们都应该成为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一个简单的总结是,弊病与价值观并存,危机与转折点并存。因此,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不是吃一个,否定一个,而是相互变化,相互调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实现融合与超越。这可能是我的乌托邦理想。

在我看来,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危机与转折点并存的时代,给了我们人文主义者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根据我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它基本上是一种文明的研究。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对世界上所有现存的文明形式进行全面反思,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找到和创造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是内省;另一方面,它正在开拓,并把危机变成一个转折点,这需要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刚才一位老师说,文科发展的前提是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这确实是一个关键点,而且在中国仍然很紧迫。我想补充和强调的是,我们还需要呼唤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保持文科研究活力和生机的关键。我们现在有太多陈湘阴的平庸作品了。在我看来,文科研究也是危机和转机的结合。现实生活带来的挑战越大,文科研究发展的机会就越大。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它对我们认识世界的既定概念和方法提出了全面的挑战。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种感觉,但我越来越发现,仅仅站在某种价值观、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上,很难对当今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解释。坦率地说,我对许多仍然坚持左派和右派立场的朋友以及他们对当前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许多判断表示怀疑。因为任何有现实感而不是沉溺于理论幻想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承认,我们今天和未来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现实、新社会问题、危机和变化。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坚持原来的价值立场。知识概念应该不断地改变,改变后的现实应该被纳入我们现有的理论框架。相反,我们应该面对现实,进行新的研究和理论创新。

这也是对我们知识结构的挑战。要真正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内部矛盾和危机,必须深入其内部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做出科学的解释和批判。这需要对所研究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文明形式的深刻认识和支持,以及对制度、模式和文明比较的远见和认识。然而,这种思考和总结必须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

这也是我的苦恼:我知道这个问题,但是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我的知识结构已经变得无法调整。在这个年龄,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显然是有限的。我对此感到焦虑,只能呼吁在座的各位。我真的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新的思想家、新的价值观和理想,以及新的理论突破。从全球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文科大发展时代的前夕。我曾经给大学生做了一个题为“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也想问文科研究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就像我们这次在燕京学社的演讲一样。然而,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跳出去思考一些更大、更长远和更基本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学科发展和个人发展在未来几十年将面临的问题。还有许多领域涉及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等待着我们的关注、思考和培养。如果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把握一个方面进行新的思考、新的探索,就会有新的收获。我们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也可以做。这也是我的态度:我必须说我应该说的话。如果我说了就没用了。我自己控制不了。话虽如此,他还是匆匆忙忙地做了自己的事。

(文章摘自《清华·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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